目前,以“民族團結,從我做起”為主題的第32個民族團結教育月活動正在天山南北如火如荼地開展,民族團結一家親的美好情感流淌在各族人民心中。與此同時,由自治區黨委宣傳部主辦、新疆社科院和新疆電視臺承辦的“天山大講堂”也在新疆衛視播出,專家學者以講座的形式,向新疆各族幹部群眾講述新疆歷史沿革、民族宗教演變過程,增進大家對歷史文化的共識、加深對現實問題的認識、增強明辨是非的能力,並不斷增強“三個離不開”“四個認同”和“四個意識”(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律意識和現代意識),一起建設我們美好的家園。
  今日,亞心網刊發“天山大講堂”專欄《新疆歷史與民族史講座》第三講——《魏晉時期西域各族新格局》。
  □主講人:田衛疆(新疆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第三講魏晉時期西域各族新格局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段分裂割據階段,中原地區分成若干個地方政權,民族的遷徙、融合、重組速度加快。受其影響,以城鎮綠洲為中心,西域形成幾個大的地方割據政權。同時,北方多支游牧部落、族群集團進入西域,內地漢人落居天山南北各地。西域的民族分佈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原地區及西北各地諸政權對西域各地影響很大,特別是中原地區的制度文化對西域各地影響甚巨,比如“郡縣制”的輸入即一例。
  隨著佛教的傳入和散播,從西方傳入的佛教文化,經過西域各族的融會貫通,形成獨特的西域文化藝術成果,並傳入中原地區,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發展演變具有特殊的推動意義。
  一、“郡縣制”的推行
  魏晉時期,中原各地政局混亂,群雄割據,致使統一的中央王朝對西域各地的軍政管轄暫時中斷,但是,諸凡毗鄰西域的中原各族建立的地方政權組織,一旦強盛後,為了控制東西方經貿交往的通道,都無不將其勢力範圍向西延伸到西域地區,並對該地進行軍政管轄。
  (1)中原諸政權對西域之管轄以三國時期的曹魏政權為最早,魏承漢制,221年在西域設“戊己校尉”,治設高昌。227年至232年間復置“西域長史”,官府設在海頭(羅布淖爾東北)。
  (2)西晉(265年至317年)沿用漢例,指派涼州剌史專設職官“戊己校尉”管轄西域事務。晉朝在西域還設立“校尉”、“都尉”等職官,並給當地諸部落首領冊以爵位和封號。
  (3)西晉末年,前涼(301年至376年)政權創建者張駿發兵西征,於公元327年征伐西晉設在高昌地區的西域“戊己校尉”趙貞,占據高昌後,在其地設立高昌郡,郡下設縣,縣下有鄉裡。
  “晉咸和二年(327年),置高昌郡,立田地縣。”《十六國春秋》
  “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初學記》
  “高昌郡”之創設是西域各地推行“郡縣制”的開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管理西域地區形式的創新和進步,從管理體制上看,“郡縣制”比“分封制”優先許多,所以“高昌郡”的設置豐富了治理西域的政治內涵,意義尤為重大。
  前涼政權所以在吐魯番盆地設置高昌郡,因為當地住有大量漢人士卒,他們經濟和社會活動形式同內地基本一致,推行郡縣制具備一定的社會基礎。
  二、西域諸民族
  (柔然、鮮卑、嚈噠、悅般、高車、吐谷渾)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政局動蕩,周邊各族紛紛挺進中原,民族交匯融合進一步加強。西域同樣處於一個民族大流動、大遷徙時期,民族的融匯離合成為一種常態。北方草原許多游牧民族先後進入西域各地活動,塔里木盆地周緣農耕地區的民族成分因此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歷了一系列民族的變遷重組後,西域各地原來活躍的一些族群部落,如匈奴、大月氏、烏孫、羌、車師人等先後融入其他民族當中,逐漸消亡。與此同時,另一些強勁的族群或民族集團,像柔然、鮮卑、吐谷渾等東胡系統(他們是後來滿、達斡爾、錫伯等民族的祖先)的族群部落集中出現在西域歷史舞臺上,併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例如,吐谷渾人在公元五世紀占據了鄯善、且末一帶地區,當時在今天羅布泊周圍就聚居生活著很多吐谷渾人。
  公元5世紀至6世紀,高車(又稱“鐵勒”)、突厥等操突厥語言的諸部落和族群進入天山南北,則預示著之後隋唐時期西域地區民族組合和分佈格局的新開端。
  突厥人是我國北方草原上一個古代游牧民族,最初游牧活動在葉尼塞河流域,後遷至金山(今阿爾泰山)以南地區,因金山形似“兜鍪”,故有此稱謂。突厥人以“阿史那氏”為王姓,以狼為圖騰。突厥人初弱小,為柔然汗國的“鍛奴”。公元552年,突厥首領阿史那土門在征服鐵勒諸部後,實力增強,遂大勝柔然,建立突厥汗國。為順應其政治擴張需要,土門令其弟室點密統領大軍西征,突厥人征服西域各地,設立“吐屯”監護各地,又大破嚈噠,將其勢力範圍延伸至中亞各地。6世紀後期,突厥汗國分離為東、西兩大勢力,阿爾泰山和天山以西各地均為西突厥汗國轄地。貞觀初年,唐玄奘到印度取經,還受到西突厥的統葉護可汗的盛情款待和迎送。
  三、“漢魏遺黎”高昌國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內地戰亂不息,甘肅蘭州、河西地區一些世家大族相繼逃難遷居高昌地區,他們與原漢代屯田士卒相匯合,吐魯番盆地地區迅速繁興起來。在複雜的外部形勢左右下,高昌地區在先後經歷闞氏、張孟明、馬儒諸政權後,至公元496年,在柔然人的支持下,金城(蘭州)漢人麴嘉被推立為王,建立高昌國(一稱高昌麴氏王朝)。麴氏王朝自此子孫相沿,至640年為唐朝所滅,統治吐魯番盆地近一個半世紀之久。(《魏書》捲101《高昌傳》)高昌國全盛時,南接吐谷渾,北抵天山北麓,東連敦煌,西鄰庫車。麴氏王朝是當時西域各族地方政權中唯一的漢人政權。其域內通行漢文,軍政管理皆採用內地制度。
  《北史·高昌傳》記道:“其(高昌)風俗、政令與華夏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兼用胡語。”
  20世紀初以來,中外考古學家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的眾多漢文書,如晉人寫本《三國誌》殘卷,前涼時期秀才對策文等,不少都是高昌麴氏王朝時期遺物。
  四、鳩摩羅什的故事
  魏晉時期西域的宗教信仰呈現多元狀態,如佛教、祆教以及薩滿教等並存發展,但佛教占據主導地位。說到西域佛教文化,就不能不說鳩摩羅什,他無疑是一位體現古代西域佛教文化繁盛發達的標誌性人物。
  佛教於公元前6世紀由釋迦牟尼在印度創建,約在公元前1世紀前後,經克什米爾(當時的迦濕彌羅國)傳於西域。最早傳入的地區是與印度毗鄰的和闐。大月氏人建立的貴霜王朝興起後,伴隨著大月氏人在西域各地的游牧流徙,佛教在這一地區獲得進一步的傳播和發展。佛教在西域各地傳播過程中,與時俱進,充分吸收了本地原有宗教的形式和儀規,進而使佛教很快在西域深入民間,扎下了根。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佛教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鄯善、於闐、龜茲、高昌等地香火甚盛,寺院林立,東晉佛僧法顯在其行中記載鄯善:
  “其國王奉佛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
  焉耆:“僧亦有四千餘,皆小乘學。”於闐:“其國豐樂,人民飲盛,盡奉佛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
  上世紀初,曾有日本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盆地鄯善縣境內的吐峪溝石窟發現晉元康二年(292年)譯成的《諸佛要集經》抄本殘卷,依據該經跋文揭示,此抄本系世居敦煌的佛僧竺法護所譯,初譯本就傳至高昌地區,充分說明3世紀末高昌地區佛風甚盛這一事實。
  在將佛教經典譯介給中原地區的過程中,西域僧人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這裡以鳩摩羅什(344年至413年)為例,鳩摩羅什,龜茲出生,父親為印度人,母親為龜茲人,自小隨母親出家,初修習小乘經論,後在疏勒學習大乘經,成為當地著名高僧,史書記載:
  “每至講說,諸王長跪高座之側,令什其膝以登焉。”
  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堅支派呂光徵西,破龜茲,迎請鳩摩羅什至中原地區,在涼州居住16年之久,後秦弘始三年(401年),復為後秦王姚興迎至長安,待以國師之禮,主持譯經,連同其弟子共譯經35部294捲,極大推動了中原地區佛教般若學研究,在中國佛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隨著佛教的傳播,佛教文化藝術也傳播到西域各地。原來,印度佛教從發源地向外傳播過程中,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滲入,例如與希腊、波斯等文化相融合,產生了著名的犍陀羅佛教藝術。今天位於巴基斯坦白沙瓦境內的犍陀羅石窟藝術群最為著名。犍陀羅佛教藝術由於後來貴霜王朝強大勢力的推進,也進入西域地區,並對當地文化藝術的演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出三藏記集》中記道,這一時期的龜茲國“寺甚多,修飾至麗”講的就是該地多處藝術精湛的佛教石窟藝術,西域地區著名的克孜爾千佛洞、柏孜克裡克千佛洞等的大規模開鑿和修建大體都在這一時期。
  石窟寺的修造最初出於佛徒們為紀念佛祖而用,之後則演變成為佛徒們靜思修行的處所,在石窟寺里也出現了按照佛教教義要求而雕塑的佛、菩薩、護法天神、比丘以及供養人等藝術造像,還出現了極具形象動感的佛教內容的壁畫作品。龜茲境內的克孜爾石窟寺(一稱千佛洞)應是今新疆地區最大的石窟寺,同時也是中國最古的石窟寺。克孜爾石窟寺現存有236個石窟。其初鑿於公元四世紀,石窟種類繁多,結構複雜,壁畫內容早期以小乘為主,後期也加入了大乘教義。後人研究認為,龜茲造像形式和繪塑手法具有顯著的“犍陀羅藝術”風格,但是聰明的龜茲本地藝術家根據需要對此進行了創新,例如他們將具有印度石窟寺的凹凸法與中原地區的線條畫結合起來,使得壁畫形式更加流暢豐富,栩栩如生。一定程度反映了佛教藝術在與西域文化融合後出現的新氣象。
  伴同佛教文化藝術進入西域並形成獨特風格的還有樂舞藝術。古代西域樂舞藝術的成就應是其長期以來博納眾長、匯聚百川的自然結果。西漢時期,當時的龜茲王絳賓就接受了漢朝賜封的“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並以吸收漢朝的禮樂制度為榮。魏晉時期佛教的傳播推動了印度等地樂舞藝術的進入,促進了西域地區音樂舞蹈的變化和發展,克孜爾石窟寺里的38窟里著名的《天宮伎樂圖》殘留28身伎樂,曾被人稱為“伎樂窟”。該地出土的“舍利盒樂舞”上眾多婀娜多姿的樂舞者的真實形象進一步豐富了這方面的內容。唐朝初年高僧玄奘路經龜茲時,在聆聽目睹當地歌舞升平的繁盛景象後,竟留下了“管弦伎樂,特善諸國”的由衷感慨。至於西域地區所流行的“胡旋舞”則依據古代中亞康國的舞蹈形式改編,“胡騰舞”受到粟特人的影響,“獅子舞”和“假面舞”則是由波斯傳入改進的。
  西域樂舞藝術的發展對於中原地區音樂舞蹈的進步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公元384年,呂光西進伐龜茲,曾將當地的樂人帶到涼州,此當為龜茲樂舞傳入內地的最早的文字記載。後來“龜茲樂”同河西地區的漢族以及其他民族樂融匯形成了“西涼樂”,廣泛流傳於民間。之後,真正的“龜茲樂”復傳入內地,魏晉時期流傳內地甚廣。西域樂舞流傳內地後,復經過不斷的改造最終沉澱在漢族等其他民族的舞蹈形式中,如《獅子舞》、《鼓舞》等,今天就已經成為漢族節慶期間不可或缺的民間表演內容。  (原標題:天山大講堂:新疆歷史與民族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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