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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蔭柏說西遊-第1至5節
第1節：撥開雲霧識作者
劉蔭柏說西遊
《西遊記》是一部偉大的神話小說，其內容之豐富，氣魄之宏偉，不但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獨步，就是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沒有可以和它類比者，兼以它的語言幽默、詼諧，在說說笑笑的談神志怪之中，常常透露出對人世間冷峻的見解，所以能在幾百年間一直為人民所喜愛，以致其中許多人物早已成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了。
《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在今天還提出這個問題看來似乎是可笑的，因為現在稍有些文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它的作者是明代中期的吳承恩。但是，在實際上吳承恩是這部小說的作者，並不是很容易被人們認識到的，而長期以來曾被誤以為是別的人，甚至是毫不相關的人，即華陽洞天主人--邱處機。
華陽洞天主人是最早知道的名號。在明代最早出版的全本《西遊記》小說有：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本《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鼎鍥京本全像《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閩書林楊閩齋刊本。
《唐僧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明刊本，似從世德堂刊本出者。
以上三種明刊本，皆題曰"華陽洞天主人校"，卷首又都有秣陵陳元之寫的序文。金陵世德堂本序文末題"時壬辰夏端四日也"，指明萬曆二十年（1590年）。關於華陽洞天主人是誰，目前有三種猜測：
一是唐光祿。據陳元之序中云："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數千萬言有餘，而充敘於余。"鄭振鐸在《西遊記的演化》一文推測華陽洞天主人就是唐光祿。
二是李春芳。汪浚《吳承恩與〈西遊記〉》一文最先猜測"華陽洞天主人"是李春芳。蘇興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詳盡推考這種觀點。但他們只是認為《西遊記》小說是由他校訂出版的。在上世紀末沈承慶《話說吳承恩》一書中，據《西遊記》第五十九回一首詩：
繽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 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
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 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
認為"合看這首詩第四、五、六、七四句，正是隱語'李春芳老人留跡'，而與卷首所標'華陽洞天主人校'指的同是'編撰西遊記'之意"，由此斷定李春芳是《西遊記》的作者。
三是吳承恩。我的朋友劉懷玉《吳承恩論稿》一書認為華陽洞天主人就是吳承恩。主要論點有三：一是李春芳為一代元輔，沒有必要校此小說。二是李春芳信仰道教，斷不會在小說中一再嘲弄道教中人物。三是吳承恩雖在涉及李春芳的四篇詩文：《贈李石麓太史》、《元壽頌》、《德壽齊榮頌》、《祭石麓公夫人文》中，有三篇談到華陽洞天典故，不過僅憑此就認為華陽洞天主人是李春芳的別號，還不能令人信服。而吳承恩也寫過一些與句曲山陶弘景金壇華陽之洞天有關的詩文。另外，吳承恩與陶弘景在興趣愛好上有許多相近之處，又都對釋教、道教極有研究。故而"華陽洞天主人"極有可能是吳承恩為自己起的別號或筆名。我過去也曾猜測"華陽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但近幾年越來越覺得它可能是吳承恩最初在坊間傳抄本上的署名。其次是邱處機。邱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南宋時登州棲霞（今山東省棲霞縣）人，為全真教創始人王?的高足弟子，七真之一。他潛修於龍門山，形成龍門法派。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人召邱處機，他率十幾個門徒"歷四載"，"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始達雪山。他屢次勸成吉思汗，"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為治之方"當"以敬天愛民為本"。成吉思汗雖覺得要爭奪天下不能不殺人，但又"深契其言"，尊其為"仙翁"（詳見《元史·釋老傳》、《金蓮正宗記》）。邱處機門人李志常作《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敘其事跡，今存在《道藏》中。邱處機著有《攝生消息論》、《大丹直指》、《磻溪集》等書。可能因為明刊《西遊記》小說都未署吳承恩之名，而這兩部書雖性質不同卻書名有相同之處，後人遂不免混為一談，或故弄玄虛將水攪渾，清初西陵殘夢道人汪澹漪箋評刊刻《西遊證道書》百回本時，在卷首增添了一篇元人虞集《西遊證道書原序》，首次提出小說的作者是邱長春，並謂得之於"大略堂《西遊》古本"。於是"不根之談乃愈不可拔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直到清末學術界都沒有搞清楚。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不足兩萬字，純係旅遊見聞錄，並不是小說。在《四部備要》史部及《在榕園叢書》乙集和《叢書集成初編》都收錄李志常之書，其中唯有西溪居士孫錫序文，並無虞集序文。此書後收有清人錢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誠寫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張穆兩則附語。錢大昕在跋文中論及《長春真人西遊記》與《西遊記》小說事，指出小說"乃明人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另外，在虞集《道園全集》中也沒有《西遊證道書原序》一文。故知所謂元人虞集的序文乃是後人偽作，或許就是汪澹漪、黃太鴻之輩自撰。
在明、清出版界一再張冠李戴，以訛傳訛，埋沒作者吳承恩的大名時，卻有一些嚴肅的學者在認真考究《西遊記》小說的真正作者，撥開社會上種種傳說之迷霧。清初學者吳玉，在乾隆十年（1746年）纂修《山陽縣志》時，見到明代天啟年間《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載：
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
即疑《西遊記》小說的作者是吳承恩。乾隆、嘉慶時的大學者紀昀，雖未見到天啟《淮安府志》和《山陽縣志》，但他根據《西遊記》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因而斷言："《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如是我聞》三）至於作者是何人，紀昀還沒能考證出來。繼吳玉之後，山陽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撰寫《茶餘客話》時，據舊府志、縣志也認為《西遊記》乃吳承恩作。嘉慶時著名學者兼戲曲研究家焦循，在《劇說》卷五中引紀昀《如是我聞》和阮葵生《茶餘客話》並進而考辨道：
射陽（吳承恩號射陽山人）去修志時不遠，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說移易姓氏，其說當有所據。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童孺所習聞，而他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無疑。然此特射陽遊戲之筆，聊資村翁童子之笑謔；必求得修煉秘訣，亦鑿矣。
樸學家丁晏在嘉慶、道光年間完成的《石亭記續編》一書，也力辨所謂邱處機作《西遊記》小說之謬，證明此書是他的同鄉吳承恩作。道光、咸豐年間學者陸以湉，在《冷廬雜識》卷四中據丁晏之說及"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斷定《西遊記》小說是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吳承恩作。但遺憾的是，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並不為世人所重視，多因循汪澹漪輩之謬說，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汪原放用新式標點刊印《西遊記》，胡適寫的《西遊記序》中，還不知道小說的作者是誰，只能說："《西遊記》小說之作必在明朝中葉以後"，"是明朝中葉以後一位無名的小說家做的。"魯迅在一九二二年與胡適通信中指出《西遊記》小說的作者為射陽山人吳承恩。在第二年撰寫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更據天啟《淮安府志》及吳玉、紀昀、阮葵生、丁晏等人之論見，認為吳承恩是《西遊記》小說的最後加工寫定者。從此以後，學術界見解趨於一致。
第2節：懷才不遇吳承恩
家世背景
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約生於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卒於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年）。先世漣水（今屬江蘇省漣水縣）人，後徙山陽（今屬江蘇省淮安縣）。曾祖吳銘為余姚訓導，祖父吳貞任仁和教諭，"兩世相繼為學官，皆不顯"。父吳銳，四歲喪父，由母梁夫人領取山陽故土居住，因"家世儒者，無資，且顛沛宦游，歸益貧"，以致"社學先生不教先君書"。吳銳娶徐氏，"徐氏世賣采縷文縠"，吳銳"遂襲徐世業，坐肆中"，成為小商人。徐夫人只生"一女承嘉"，因無子，吳銳壯歲納張氏為側室，生下吳承恩。吳銳家道不富，常為下吏欺壓，"木訥遲鈍"以避禍，人稱"癡翁"。其實他並非麻木不仁，他有理想，有識見，也有剛正之氣。他"自六經諸子百家，莫不流覽"，"譚說史傳，上下數千載，能竟日不休"。又"好談時政，意有所不平，輒撫幾憤惋，意氣鬱郁雲。"（《先府君墓誌銘》）
吳承恩就出生在這樣一個由書香門第衰落而為小商人的家庭，並深受其影響。他在《〈禹鼎志〉序》中自述道：余幼年即好奇聞，在童子社學時，每偷市野言稗史，懼為父師訶奪，私求隱處讀之。比長，好益甚，聞益奇。迨於既壯，旁求曲致，幾貯滿胸中矣。嘗愛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懶未暇也。
第3節：投筆從戎入胡宗憲幕
足見他家藏書很豐富，又因從小受父親熏陶，喜歡博涉群書，尤其酷好唐人傳記小說，有強烈的創作慾望。但遺憾的是這部短篇小說集已散佚，從書名、序文臆測其中定有不少大禹降伏山妖水怪的神話傳說，或許有些短篇就是後來他創作《西遊記》中某些情節的雛型和試筆。
吳承恩性敏多慧，"甫週歲未行時，從壁間以粉土為畫，無不肖物；而鄰父老命其畫鵝，畫一飛者，鄰老曰：'鵝安能飛？'汝忠仰天而笑，蓋指天鵝云。鄰父老吐舌異之，謂汝忠幼敏，不師而能也"。他很有繪畫天才，"舐筆和墨，間作山水人物，觀者以為通神佳手"，但"弱冠以後，絕不落筆。家四壁立，所藏名畫法書頗多。人謂汝忠於王方慶之識書，張弘靖之聚畫，侔諸秘府者可十一焉"。（陳文燭《二酉園續集》卷一《花草新編序》）"髫齡，即以文鳴於淮，投刺造廬乞言問學者恆相屬"（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吳承恩少年時就受到才子朱凌溪、徐中行和本鄉名士蔡昂的讚賞，在淮安龍溪書院肄讀時，又深受知府葛木（卮山）和講學老師胡璉、王鳳靈的賞識。葛木對吳承恩感情很深，影響較大，常勸他進取功名，成為封建社會正統的合格人才，以致吳承恩在三十多歲赴南京應舉落第後作《祭卮山先生文》中沉痛而又慚愧地說：
承恩淮海之豎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數於時人，而公願辱知之。泥塗困窮，笑罵沓至，而公之信僕，甚於僕之自信也。……碌碌人中，塵土如舊，我實負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願努力自飭，以求無忝於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樹立，亦卮山公門下士也，持此以報公而已。
吳承恩"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天啟《淮安府志》）。他有奇才，又想效力明室，匡世濟時，但因"一意獨行，無所扳援附麗"（李維楨《吳射陽先生集選敘》），竟一生不得榮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吳承恩約四十三歲時中歲貢。之後十幾年間又參加了三、四次考試而"屢困場屋"，不得拔擢。大約在吳承恩五十一歲時，肄業於南京之南監，故有"太學吳子汝忠"之稱（潘塤《淮郡文獻志序》）。第二年他參加了好友沈坤組織"狀元兵"抗擊倭寇"。沈坤"率眾力戰，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丁晏《重修山陽縣志》卷二十一《雜記二》）。沈坤常到吳承恩處談方略，承恩多次參與軍機。吳承恩原打算投筆從戎入胡宗憲幕中，因母老年邁，家境清寒，不善謀生，不得不在六十多歲時赴北京候選，想求得一官半職，"僅以貢為長興丞"（《花草新編序》）。長興縣屬浙江省，縣丞是知縣的助手，為正八品小官吏，與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明史·職官志四》）。在長興任上的生活很不如意，他在《春曉邑齋作》詩中悽然歎道：
悠悠負夙心，作吏向風塵。
家近遲鄉信，官貧費俸金。
大約做了一年半的縣丞，為徵糧事得罪了長興大豪，被誣為貪贓，撤職罷官。吳承恩被解除系獄罪後，有"荊府紀善之補"（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這是安置閒散人員，掛名拿乾俸，或對贓吏從輕處理的一種安排。大概案情不久就弄清楚了，吳承恩得到名譽的補償，便退官回淮安，並未去湖北赴任。此後，吳承恩放浪於詩酒間，以賣文、經商為生，終老林下，未能在仕途、政業上"有所樹立"，含恨而逝。吳承恩結識的權貴有胡宗憲、李春芳、高拱、徐階、趙文華等人。結識的社會名流有文徵明父子、徐中行、何良俊、歸有光、沈坤、朱曰藩、陳文燭、黃姬水等人。吳承恩因"家貧無子"，逝世後"遺稿多散失"，後來由宦歸的表外孫丘正綱"收拾殘缺，分為四卷，刊佈於世"（同治《山陽縣志》卷十二《人物誌二》），即《射陽先生存稿》。同鄉好友陸遙收其遺文，張清溪、馬竹泉手錄其遺稿。晚輩吳國榮、張以衷、蔡翰臣參加了整理出版《射陽先生存稿》的校刻工作。此書在清初時"刊版不存"，吳玉初得一抄本，紙墨已極渝敝，後來陸續收得刻本四卷，並《續集》一卷（《山陽志遺》四），這是最完備的本子。後來，不僅《續集》不見了，四卷刻本也難以尋到。在乾隆四十二年，吳進僅見到一個殘本，遂從中錄出古文十六篇刊出，即《射陽先生文存》。直至一九二九年從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現原刻本《射陽先生存稿》四卷，一九三?年鉛印問世。至於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則是在他仙逝約十年後托名華陽洞天主人校訂出版的，即明代萬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
第4節：一生悒鬱長壽文人
社會環境
吳承恩雖一生悒鬱，未能在政治上奮進，卻是一位長壽的文人，他活了八十多歲，歷經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慶）、神宗（萬曆）五個朝代，正所謂五朝弊政皆親歷，壯志功名未遇時。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中衰時期，帝王荒淫無恥，昏庸腐敗，朝廷權奸握柄，朋黨林立，互相傾軋。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閹黨，都產生在這個時代。如弘治年間的李廣、蔣琮，正德年間的劉瑾、萬曆年間的馮保均為太監，其中尤以劉瑾閹黨氣焰最囂張，以致北京城內流傳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詳見張萱《西園聞見錄》卷100"內臣"）。嚴嵩是嘉靖年間大權奸，嚴嵩父子曲意媚上，貪鄙奸惡，竊權弄柄，當時曾一度握過大權的夏言、徐階等人，也不是善良之輩。在明代皇帝中，武宗極好色，除立"豹房"令四方獻美女供其淫樂外，還常常帶兵外出尋歡作樂，"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遍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明史·谷大用傳》）。以致他每臨幸，"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市肆蕭然，白晝戶閉"（《明武宗外紀》）。世宗不僅窮奢極欲，多次大選宮女，還想吃靈丹妙藥，長生不老，於是"一時方士如陶仲文、邵元節、藍道行輩，紛紛並進，玉杯牛帛，詐妄滋興"，或被封為真人、國師，獲取高官厚位，或賜莊田、金銀，享受優厚俸祿。他們出入皇宮，深入禁地，"口銜天憲，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從風"（《明史·佞倖傳》）。世宗從小崇道，天天往西苑煉丹修道，自"壬寅宮變"，幾乎被宮女勒死後，自稱塵外之人，移居西苑，奉玄修道，不視朝政了。而道教得勢，佛教即受到排斥，這些隆貴的真人、國師在《西遊記》中留下了暗影。當時，以顧憲成為首的一批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抨擊朝政，力圖革新，結果被殺、被囚、被貶，更兼以東、西廠、內廠以及錦衣衛編織成龐大的特務網，到處出沒，殘害無辜，有些人往往因為一言半語獲罪而橫遭虐殺。《西遊記》中祭賽國之錦衣衛，車遲國之"四下裡快手又多，緝事的又廣，憑你怎麼也是難脫"的情景，正是對明代社會的揭露。監禁、酷刑、苛稅幾乎威脅社會各階層人的生存，那冷酷險惡的政治氣流，不消說是普通的百姓，就是士林也噤若寒蟬。在這黑暗、沉滯、恐怖的時代，吳承恩親眼看到整個社會：
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奸詐之風日競。（《贈衛侯章君履任序》）
並尖銳地指出這是"群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二郎搜山圖歌》）的社會，這惡濁的現實"匪獨天數也，人亦與有責焉"（《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東憲副序》）。
吳承恩生活的年代，也是明朝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年代。封建統治者的暴虐，土地的兼併，賦稅的加重，以及無休止的巧取豪奪，使經濟破壞，天災人禍到處出現。吳承恩生活在動盪的年代，又一直處於社會中、下層，很可能結識過一些江湖豪客，耳聞目睹過一些民眾奮起反抗政府的動人事跡，儘管他受封建正統思想束縛，沒有公開表示過對這些"草莽英雄"的同情，如李卓吾稱讚林道乾（見《焚書》卷四《因記往事》），但在嚴肅的現實面前，有正義感的作家吳承恩不能不激起某種同情，甚至共鳴，這在塑造《西遊記》孫悟空的形象中留下他感情的痕跡。在社會衰敗、動亂的景象中，又連年遭到外族入侵和倭寇掠搶，戰火不息，民生塗炭。當時，北方有達延汗之孫俺達汗的戰爭威脅，東南沿海有倭寇騷擾。明朝中期蒙古瓦刺部衰落，韃靼部興起，達延汗統一了蒙古各部，其孫俺達汗史稱"小王子"，勢力更強，屢次率兵侵入內地。因為明朝邊將把"諸邊軍糧百萬，強半賄嵩"（《明史·丁汝夔傳》），以致軍士饑疲，邊防大壞，在世宗一朝內竟出現韃靼兵三逼京師的嚴重情況。在東南沿海，倭寇自十四世紀就開始侵掠，因明成祖永樂年間，遼東望海渦戰役中，倭寇被明總兵劉江率領的軍隊一舉全殲（詳見嚴以簡《殊域周咨錄·日本》），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倭寇不敢大規模騷擾。至明世宗時，倭寇因與沿海豪強富商勾結，又猖狂起來。明朝派朱紈為浙江巡撫，兼督備倭，他逮捕了一些與倭寇有聯繫的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積極練兵，堵擊倭寇，取得實效。不料觸動了"閩浙大姓"的利益，受其誣陷，竟致下獄，被迫自殺（《明史·朱紈傳》）。從此"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而倭寇更加猖獗。嚴嵩當政時，其義子趙文華奉命督視海防，傾陷御倭督臣張經，嚴嵩父子甚至私通倭寇，激起人民極大憤慨。吳承恩目睹國家多難，權奸弄柄，正直有用之士慘遭殺害，以致無力抵禦外侮，遂在《重刻金陀粹編序》中痛悼民族英雄岳飛之死，唾罵"奸邪誤國"之秦檜，寄托自己複雜的哀思。在《西遊記》十四回之後，描寫孫悟空在取經途中一再降妖除怪，恐怕也有所寄托。
第5節：黑暗沉滯際遇坎坷
思想心聲
在吳承恩生活的時代，出現了王艮、李卓吾等反對封建傳統守舊思想，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進步思想家，他們提倡個性解放（"造命"），反對統治者過多地干擾民眾，過分地用嚴刑峻法和封建禮教束縛人民。這種強調個人作用，反對和命運妥協，認為人應該有改變環境的大膽思想，對於吳承恩這顆不願受世網羈勒的心產生某種心靈上的共鳴，並唱出異樣的歌調。社會黑暗沉滯，個人際遇坎坷，這不能不使才華橫溢的吳承恩，胸中激盪著悒悶的風雷，在《二郎搜山圖歌》中不勝感喟道：
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歎息。
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
這種憤激的情緒不僅在他的一些詩文中時時流露，也被他融入《西遊記》的創作之中。在談及自己的處境時，他不止一次地自嘲說："春秋已壯，尚泣牛衣。徒誇羅鳥之符，誤忝屠龍之伎。囊底新編，疏蕪自歎；懷中短刺，漫滅誰投。"（《答西玄公啟》）在《賀吳春洲舉善障詞》中，他仰天悲歌：
世塗顛倒，歎萬事糾紛，更無分曉。龍雜常魚，鱗群野獸，鸞鳳混同凡鳥。
他身居卑處，屢遭壓抑，心情淒楚感傷，但他又傲骨天然，決不肯為改變境況"傍人門戶籬落，以釣一時聲譽"（李維楨《吳射陽先生選集敘》），因此"上不能鳴鐘佩玉，紀竹素於麟台；下不能帶索披芻，激薪歌於豹谷"，一直"處囊中"未能穎脫（《答西玄公啟》）。他無情地嘲笑那些趨炎附勢之徒，看透了他們心靈卑污：
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陳詞，心悸貌嚴，瞬息萬慮，吾見臣子之於太上也，而今施之長官矣。……笑語相媚，妒異黨同，避忌逢迎，恩愛爾汝，吾見婢妾之於閨門也，而今聞之丈夫矣。手談眼語，譸張萬端，蠅營鼠窺，射利如蜮，吾見駔儈之於市井也，而今布之學校矣。（《賀學博未齋陶師膺獎序》）
在惡濁的環境中他孤高自許，不隨波逐流，在《對月感秋》之四中傲然述懷：
群生總如夢，獨爾驚豪傑。
大笑仰青天，停杯問明月。
在《贈沙星士》中借頌這位隱士而曲筆自況：
平生不肯受人憐，喜笑悲歌氣傲然。
他雖常說自己如"孤鶴野雲"，願做"塵世"的"顛仙"，其實他並不能真正超然物外，滌除塵世之念，故當他回憶起師長葛木、王鳳靈對他的慰勉與期望時，不禁悲鳴：
憶昔龍溪鳴鼓鐘，後有王公前葛公。
…………
駿骨誰知馬首龍，卑飛不免鴉嘲鳳。
潞河冰盡春帆開，隔年重上黃金台。
舒顏就教恍疑夢，執筆僉憑猶自猜。
（《憶昔行贈汪雲嵐分教巴陵》）
從上述詩文中不難看出，這位"藝則須高天下人"（《後圍棋歌贈小李》）的大作家，是位極有理想抱負的人。吳承恩多麼渴望自己能像"八百開周，三千定殷"（《太公贊》）的姜尚那樣匡世濟時，大展宏圖，可惜他生逢昏暗之世，又遇昏庸之君，更無人拔擢，再加上週遭是恐怖殺伐氣流，於是他只好將滿懷悲怨放浪於詩酒之中，以尋求精神上的麻醉和解脫。在百無聊賴的苦悶生活中，這個曾為幾個世紀人不斷創新，不斷豐富的題材--西天取經故事，遂與他的心境溝通，產生了某種共鳴，使他將滿腔悲恨，畢生理想，憑藉著"善諧謔"（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誌》二）的本領，把自己卓越才華和一生心血傾注到《西遊記》創作之中，用這神話傳說的奇幻酒杯，寄托自己的襟抱，一澆胸中塊壘，正如他幼年時繪畫的天鵝，傳說中的天鵝，在臨終前唱的一曲美麗而悒怨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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